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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秩序与深圳气质，两座伟大城市的对望
11月3日，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深圳分享会，马尚龙（中）、马骥远（左）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杨柏伟做客深圳书城罗湖城。
“市面上关于上海的书很多，关于深圳的书也很多，但是，将上海与深圳放到一起来书写，这样的书好像不多见，”马骥远说，“马尚龙是我叔叔，一个老上海，2019年，叔叔就想写一本上海与深圳的书，找到了我。这本书主要是在他的策划下完成的。”
在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一书的前言中，马尚龙写道：
“我们的落脚点就在小环节小细节上。我们不做长篇政论式的写作，也不是单纯的‘双城记’，而是从城市文化的角度、从市井公序良俗的角度、从‘上海制造’及其延长线的角度、从‘上海人’和‘深圳人’的共性和特性……作尽可能细致入微的采访、报道、比较，写出上海秩序的严谨，也写出翩翩起舞的深圳气质。这就是‘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’的由来。”
上海秩序
父母官、老法师、老实人
马尚龙是沪上知名作家，近年出版了不少有关上海的书籍，如《上海制造》《为什么是上海》《上海分寸》等，获得了读者很大的认同。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、散文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，这是他第八本以“上海”冠名的书。
说起上海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上海滩的花园洋房，是七重天的灯红酒绿，是公寓里的郁达夫、张爱玲，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初生和辉煌？还是今天中国当仁不让的工业中心、金融中心、商业中心？
在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书中，马尚龙出于在上海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经验和作家的独特视角，将上海的价值归结为“上海秩序”。
马尚龙
都说上海人讲秩序，上海秩序可谓是上海的个性化文化标签。上海非常光鲜和体面，但是光鲜和体面的背后，自有许多个类似海关大钟的齿轮组合。
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中写道，上海秩序是由世界文明与江南文明发酵而形成的城市秩序。上海的秩序可称之为“上海秩序”，是上海的文化标签，就像“上海制造”不仅仅是上海的基础制造一样，“上海秩序”也绝非仅仅是“七不规范”之类的基础秩序。180多年的城市建设，上海在基础秩序之上，形成了有人文高度、有科学依据、有规则法度、有道德厚度、有生活况味的“上海秩序”。
“上海秩序”中的公共秩序部分，是由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上海人集合建立起来的。其中，又由三个群体的上海人，组成了最核心的部分——他们是父母官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
父母官是领导，领导未必是父母官；父母官善于辨全局，识人才；老法师，是指那些具有一定专业技能、在行业内有一定话语权的人，最讲路数，领导的大政方针需要他们提意见补漏洞的。老实人，不是指老实巴交的人，是指实实在在有本事做生活的人。
书中写道，“父母官需要老法师帮衬，老法师需要父母官赏识，也需要老实人跟从。父母官需要老实人埋头苦干，老实人若没有父母官对自己的了解，是没什么生路的，不拜老法师为师，则是没有出息的。”
马尚龙日前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上海的“齿轮”》的文章，进一步对“上海秩序”与三个群体的关系进行了发挥。文章写道：
“记忆中，外滩大钟一直走时准确，是公众的时间‘校准器’。五六十年前，每到外滩大钟报时，外滩上的不少行人，会停下脚步，撩起左手袖子，亮出手表，校对时间。这个习惯出于两个原因，一是当时的机械手表走时‘野豁豁’，每天都要对表；二是即便不准，手表也是奢侈品，在外滩撩起袖子对表，很拉风。外滩大钟就此有了更多的无形魅力。”
“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外滩大钟的准确度，但是很少人会想及所有的准确度是来自齿轮运维的准确。”
而由父母官、老法师、老实人这三个群体组成的“三老”，很像是三个互相咬合的齿轮。
什么样的人是父母官？“中国半导体之母”、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，华东医院原院长、知名演员陈冲的父亲陈星荣，上海电影译制厂原厂长陈叙一……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干部，他们都是在某个专业领域和单位供职数十年，可以叫出所有部下的名字，和他们同桌吃饭，聊家常开玩笑。他们对单位的兴衰有着家长般的责任，对员工的福祉有着父母般的关爱。
何谓老法师？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教授、评弹艺术家陈希安……他们代表了某一领域独到的绝技，代表了十万火急时的舍我其谁。他们是上海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精英和骨干。
老实人，不是老实巴交的人，而是实实在在、靠本事吃饭的人。关于这三个字，最广为人知的是张文宏医生在2020年1月，疫情十万火急的时刻说出的那句“不能欺负老实人”。而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“上海不欺负老实人”。
“三个齿轮有各自的大小、各自的转速、各自的转向。当三个齿轮互相咬合时，它们互相作用、互相依存，也唯有如此，才能产生更大更有效更持久的合力。更加奇妙的是，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，三者常常还是多项和兼容的身份，于是又生发出了其他的齿轮组合，以致扩展至上海的城市社会关系，三者的齿轮咬合无处不在。他们所形成的合力，是上海秩序中的重要板块。”
深圳气质
恰如横渡“马拉河”的角马
如今，马骥远的“深龄”已经超过二十年，算是一个“老”深圳了。
马骥远
上海人的形成是酿酒式的，经过了时间的发酵与沉淀；而深圳人的形成，是爆米花式的。
马骥远在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中写道——
“‘深圳人’的身份，几乎是世界上最容易获得的。容易到只需要你在当地公安机关办一张‘边防管理区通行证’，简称‘边防证’，目的地‘深圳’，再买一张火车票或长途汽车票。”
“一趟趟火车、一辆辆大巴，仿佛是爆米花机那样神奇，挤进车厢的那些四川人、湖南人、湖北人、江西人、安徽人、东北人……是一粒粒米。到达深圳，车门打开，‘砰’的一声响，一粒粒米，都爆开成了爆米花。一个个原乡人，自然而然地成了深圳人。”
关于深圳人，他还有另一种新鲜的比拟。
他说，深圳人做不了北京人那样霸气的雄狮，也不能像在老家时那样做不畏强龙的“地头蛇”。中国人的自信常常源自脚下的土地。深圳人的脚下，既不是皇城根儿下的北京城，也不是祖祖辈辈生长的故乡。
深圳人做不了广州人那样相对悠闲的白鹳。广东人钟爱早茶，但在深圳，恐怕没有一家早茶会入“老广”的法眼。倒不是说深圳的厨子手艺不精，只因早茶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信奉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深圳人，早上必是行色匆匆，没有多少工夫叹茶。
深圳人也做不了上海人那样的温良勤勉的领头羊。深圳人是由全国各地“最不安分”的人组成的。惟其如此，率先开办“三来一补”企业，拍卖土地使用权，这些其他城市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才能在深圳发生。
也许，东非大草原上年复一年横渡马拉河的角马，才是深圳人的真实写照。
每年5月，东非塞伦盖蒂大草原进入旱季，约有200万匹角马，长途迁徙数千公里，强渡马拉河，为的是对岸马赛马拉肥沃的草原。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，壮观而惨烈。马拉河水流湍急，河里凶猛的鳄鱼正等着一年一度的大餐。每年都有不少角马渡河而亡，但终究有更多的角马渡过了马拉河，来到马赛马拉草原休养生息。角马，就是这样一个在大浪淘沙中被不断洗牌的种群，在强敌环伺的草原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里写道：“角马强渡马拉河，是为活命，而不是为逃命。也许，深圳人就是角马。”
马骥远接下来用两个故事来讲述何为深圳人的角马精神。
一个故事是关于华为的。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、与思科的诉讼战、资金链紧张等问题，让华为面临诞生以来的空前危机。内外交困之际，任正非生出了出售华为的念头。他向当时的手机、移动网络巨头摩托罗拉伸出了橄榄枝。经过半年谈判，协议基本达成，摩托罗拉以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华为。
不过，最后关头，收购方案被摩托罗拉董事会否决了。华为以这种“被放弃”的方式生存了下来。2003年，摩托罗拉营收300亿美元，华为则是100亿元人民币。到了2020年，摩托罗拉市值280亿美元，华为没有上市，但是，其体量远远超过当年“准东家”摩托罗拉，是没有疑问的。
横亘在华为面前的“马拉河”，任正非渡过去了，才有今天的华为。
另一个故事，可以发生在无数深圳人身上。
李胤生长在湖南永州农村，从小喜欢文学。高考落榜之后，在老家的学校做代课教师，不久后来闯深圳。刚来深圳那阵，每天晚上李胤在公园草地过夜。钱花完了，工作毫无着落。李胤差点想跪在天桥上乞讨。但他终究没有迈出这一步。他找了一份工作，为印刷厂当业务员，白天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狼奔豕突，找客户拉业务，晚上读书写作，把闯深圳的泪水、挣扎寄情于文字。数年下来，李胤在报刊上发表了上千篇散文、诗歌，以家乡为题的散文《永州夜读》入选了福建省中学语文补充教材，成了小有名气的“打工作家”；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本科文凭，应聘于公立小学当语文教师。
2011年深圳读书月经典诗文朗诵会，著名演员严晓频朗诵了一首诗：“从青春到孩子的母亲，当我写下深圳，我的眼里已热泪盈眶。厂牌、工卡、收音机、流水线、车间、工业区，以及加班路上的方言，这些熟悉的词语，他们曾多么美好地打动了我……”
这首诗的作者叫“李西乡”，是李胤的笔名。
又过了几年，李胤正式调入深圳。工作、编制、户口、名气，这一切刚来深圳露宿在公园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都已经变成了现实。
和许许多多深圳人一样，他成了一匹泅渡过命运之河的“角马”。
一个家族，两座城
一百来年前，一个叫马承铨的宁波人，从世居的宁波来到上海，先是学做生意，后来开厂置业，在上海滩扎下根来。
他想不到，他的这一次迁徙，会成就一个家族与两座在中国发展版图上处于C位的移民城市的故事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这本书的源头。
马承铨就是马尚龙的爷爷，马骥远的太爷爷。
马承铨的后代分为两支，一支留在上海，成为地地道道的上海人；另一支则由其长孙，即马尚龙的大哥、马骥远的父亲马尚贤开创。马尚贤于上世纪60年代考入东南大学，成为知名建筑学家杨廷宝的学生，他的同学顾百燕后来成为他的妻子，毕业后双双分配到安徽凤台，为古蔡国之地。
在凤台长大的马骥远，后来考上了安徽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进了当地的党报《淮南日报》，随后于2001年南下深圳。
而马尚贤来到深圳的时间，比马骥远要早得多。1988年，他辞去众人羡慕的官职，南下深圳。但是，“闯深圳的困难，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。有创业本身的困难，还有创业队伍人际关系的困难。”
几年后，马尚贤身患重病，英年早逝。深圳，成为这个家庭一个未了的心结。多年后，马骥远和他的妹妹先后来到了深圳，与其说兄妹俩延续了父亲的梦想，不如说，马尚贤当年的闯深圳之举，为将家族之根延伸到深圳埋下了伏笔。
正因为如此，马尚龙一直想与马骥远合作，写一本关于上海与深圳的书。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里，有这样的表述：
“深圳和上海，两个移民城市，有各自足够的谈资，还因为深圳是他的大哥马尚贤下海经商却又早逝的伤心地。”
“马骥远是马家他这一代人中唯一的文字工作者，和马尚龙不但是侄叔，也是同行。对著作颇丰的叔叔，马骥远敬仰有加并引为楷模。再者，对父亲的故乡上海，对自己安身立命的深圳，他也觉得应该有所思、所想、有所述。”
一百年，横跨两个世纪；一个家族，延伸两座城。
来源 | 晶报
记者 | 李跃/文 受访者供图
编辑 | 刘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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